柯柏年（1904—1985年），原名李春蕃，广东潮州人，1924年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柯柏年精通多国语言，早期致力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译作：《帝国主义论》《哥达纲领批判》等。后从事外事外交工作，参与了朝鲜停战协议谈判、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等重大外事外交事务，曾任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长等职。
说过：“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充分肯定了柯柏年的翻译水平。柯柏年一生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一名红色翻译家成长为著名外交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柯柏年始终致力于翻译工作，虽然在不同时期翻译重点不同，但他的翻译工作始终都服务于国家民族的需要。
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柯柏年从撰写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逐渐发展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发表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为何需要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前六章、恩格斯的《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这些著作和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作出重要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北上延安期间，柯柏年转入隐蔽战线工作，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扩展为编写、翻译社会科学著作。他翻译了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还与他人合编了工具书《新术语辞典》《经济学辞典》等。柯柏年还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读中国社会问题，逐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37年到达延安后，为满足全民族抗战的需要，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柯柏年翻译了《法兰西阶级斗争》《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还与他人一起翻译、编辑了《马恩通讯选集》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这些著作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革命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1943年开始，受党中央委派，柯柏年参与接待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从事外事外交工作。虽然不再以翻译工作为主，柯柏年依然根据党中央需要完成了很多重要翻译工作。抗战后期，党中央急需了解各国情况，柯柏年立刻翻译各种外文报刊书籍，为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局势起了参谋作用。1947年，党中央需要全方面了解美国的情况，柯柏年及时编写了一本《美国手册》，这本美国问题工具书后来成为培训新中国外交官的重要教材。1971年，在的建议下，柯柏年与他人一起翻译出版了《印度对华战争》，引起很大反响。
柯柏年说：“五四前后，各种思想、主义，百家争鸣。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对比和研究，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柯柏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也体现在他的治学理念中。
柯柏年指出，“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就是我们党的学风的最理想的模范”。在《马克思的科学态度》一文中，他系统介绍了马克思的治学态度，总结了五条原则：一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不会强以为知；二是研究学问一定要彻底，对于任意的毛病从不夸夸其谈；三是研究问题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四是从不根据不充分、不可靠的材料和没把握的事实做结论；五是不脱离实践，始终把理论作为灵活应用的行动指南，而不是脱离实践的僵化的教条。
在具体工作中，柯柏年始终提倡和践行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他强调翻译工作一定要严谨，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上，例如在翻译《哥达纲领批判》时，他收集了三个英文译本，通过互相参照才最终译出。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问题》一文中，他强调翻译工作要学懂弄通原著内容，不能浮于表面文字的理解，指出：“翻译一本著作最重要的是懂内容”，懂得文字并不等于懂得内容，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要熟悉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同时，他还主张翻译工作者要积极进行实践，指出：“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必须加强实际革命经验，多吸收感性知识，多参加实际斗争（如参加土地改革等），多方面充实自己实际斗争经验。懂得了斗争，有了革命经验，才可以把翻译工作做好。”
柯柏年在从事翻译工作及开展外事外交活动时，很关注年轻一代的需求，尤其注重对他们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培养。在翻译、编辑书籍时，他采用多种方式帮他们学习和掌握相关理论。对于如何更好地培养青年翻译工作者，他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在担任《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主编期间，柯柏年认识到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专门在《革命》上列出“研究列宁主义的书目”，书目后面还附有简明介绍，着重回答年轻一代关心的问题。柯柏年还为年轻人编写了《社会问题大纲》《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两本通俗读物。《社会问题大纲》一书“力求语言的通俗化、内容之浅显，每章开头有全章提要，末尾还会有习题和参考书目，在全书之末附有名辞浅释和索引”，“给中学生做自己研究社会问题之入门书”。《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将社会科学常识简要讲出来，并提供了自修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书目，序言中提到，“此书是写给中学生——尤其是中途退学及无经济能力进学校但有能力阅读中文书的青年们读的”。
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之际，柯柏年提出如何培养青年翻译工作者的问题，指出：“从过去的经验看，培养翻译的任务，光是交给外语院校还不成。外语院校可以为翻译工作者打基础，但翻译人员要真正顶用，能在翻译活动中大显身手，还要经过一个实践、培养的阶段……我觉得，翻译协会应在培养干部方面多下点功夫，为他们多创造条件，想方设法把年轻一代的翻译培养成材。”这些论述为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