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为履行上述三大历史使命，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着诸多挑战。
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秉持“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理念，不少人将公共外交等同为“外宣”，并以对待国内民众的方式对待国外民众。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混淆“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与“公共外交”。前者如外交部的“公众开放日”“在线交流”等，本是民有、民治、民享政府争取民众支持和认可的举措，并非什么“公众外交”。
中国追求与外部世界的“和而不同”。我们强调“和”而外界强调“不同”。西方世界更是以所谓“普世价值”否定了“不同而和”的逻辑。按照“殊途同归”的公共外交理念，“不同”侧重于文化，“同”侧重政治实质。要让西方民众从内心里认可，中西民主差异只是形式，而实质相同或相通。以迁就国外受众来“韬光养晦”，希望将来“有所作为”，是无法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关系的。这种状况，不是以“大熊猫”更不是以“龙”来作为国家象征就能解决得了的，“功夫熊猫”的诞生就宣告了这种思维逻辑的破产。
的确，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往往让人犯愁。其本质是当今世界的话语霸权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用通用的国际语言来表述自
己，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受到国人的批评；但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国际社会往往不容易准确、全面理解中国的本意，致使我们想当然是好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科学发展观”翻译为“ScientificDevelopment”，而在西方词汇中，科学与宗教、技术相对，与我们强调的“正确的、合适的发展观”相去甚远。
公共外交一般是以政府出面针对外国民众，其潜在逻辑是该国政府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支撑。但是，毕竟公共外交是要去赢得国外人心，因此政府不能包办，而应隐化角色，以本国公民社会出面，与外国公民社会“对等接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公共外交的困境是，不仅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导致西方媒体动辄将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贴上“民族主义”的负面标签，把黑客说成为中国政府所为，而且政府诚信也为西方所误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华偏见，往往促使西方民众把与中国的观念分歧和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化，并很随便地怪罪于中国政府或政治体制，轻易与人权、自由挂钩。即便公民社会之间，也因为国内民众对中国国力的看法与国外存在很大反差，存在巨大的裂痕和“代沟”。
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势头迥异。外国民众常常读到的是中国的利好消息，与本国的悲观资讯形成鲜明反差。如果所有人都在“防御”，你再“韬光养晦”，一定会被认定为“强硬”。中国在势头上，逐步在分担以往属于美国的矛盾焦点，加上中国尚未准备好在世界聚光灯下的表现，外界对中国的怨恨不断增多，且与传统的体制、文化“独特”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觉憋屈。
不仅是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目标也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比如，我们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而欧洲推崇“后现代”与“民族自决”，双方围绕西藏问题的误解就是因此产生的。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外交需要超越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外交模式，思考怎么样赢得“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思想和民心。为此，需要避免以下错误认识或行为。
通常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尊重你；认定身正则影不歪，酒香不怕巷子深，敏于行而讷于言。潜意识里认为，现在我们是将强未强的阶段，为争取战略机遇期，再熬一熬，便会扬眉吐气。基于这种意识，为使“政治上更有一定的影响力”，便采取政府包办公共外交的做法，依赖驻外使领馆做当地国家民众工作，且往往习惯做熟悉人的工作，疏远反对派。外交理念是对上级负责，甚至做给国内看，不从事基础的市场调研，或不敢外包给专业公司操作，这样就只能培育出公关、救火式的公共外交了。
以制造业思维理解“经济上更存在竞争力”，欠缺服务业思维，即从适合花钱的那群人的差异性出发，打造国家品牌；甚至将贸易纠纷政治化，动辄称对方“对中国崛起不适应”，将国际负面舆论归结为嫉妒、挑刺儿；以斗争思维搞外交，不承认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中也有“过来人”的苦口婆心。
以解决“喜欢传统中国，不喜欢现代中国”“喜欢中国文化，不喜欢中国政治”“喜欢中国人，不喜欢中国政府”等悖论。不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文化上更着迷”便是空谈。
囿于国内传统，不习惯国外的多元声音。以少数西方舆论代替“国际舆论”，以少数政客代表国际社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将国际涉华舆论加以解释、放大，无形中暴露出弱者心态。实践中，公共外交重政策，轻人性；重纪律，轻实效。因为“外事无小事”而畏缩不前，无法融入对方气氛，更加不用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传统斗争外交和中国与西方的二元论思维，加大了将国家形象视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错误思维。成熟的公共外交应培育大国心态，展示真实、多元而充满了许多活力的中国，实际做到“形象上更有亲和力”。
过于以历史、文化大国自居，认为国际社会不了解我国历史和文化，因而不尊重中国；认为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理应受到世界的尊重；更有甚者还带有受害者心态希望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其实，历史上的尊重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在的魅力。只要外交理念没做到“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换言之，中国特色的政策理念没有转化为通俗的普世的语言体系，便难以一以贯之，国外民众就不可能对“中国崛起”心悦诚服。因而，即便国外民众不喜欢美国霸权，也很难接受由中国取而代之，这就使中国没办法做到“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王义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被神话的美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