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国际会议期间，到我驻苏联大使馆看望馆员，前排左一为鲁培新。 本刊记者肖翊摄
1981年，接见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后，同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鲁培新。
外交部各司主要可大致分为两大块：地区司和业务司；地区司是将世界分成几个大洲，如亚洲司、欧洲司、北美大洋洲司等；业务司包括国际经济司、新闻司、礼宾司、领事司等。
打开电视，在《新闻联播》中看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外国领导人来访的画面：握手，欢迎仪式，会谈……除了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交流，短短几个镜头背后，还要牵涉到大量的礼宾工作：日程安排、宴会、专机、安保……
1955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党中央和批准成立了外交部直属唯一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高等院校——外交学院。
我是外交学院本科的第一批学生，学的是俄语，1955年入学，1960年毕业，分配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当时中苏关系慢慢的开始紧张起来。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央，就国际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6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央6月14日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运动总路线条”)，就国际运动总路线以及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对中苏两党会谈内容的建议，总计25条。这25条建议，苏联官方已经收到，但苏联普通民众更关心，很多人想要看到文字材料。
俄译文的“25条”在国内用蜡纸打好后，由专门信使送到我驻苏联大使馆，连夜印刷了几百份，每一份像杂志一样装订后卷起来，外面包上一张纸，写上收件人姓名、地址，然后我和其他4名同志被委派到自己熟悉的场所去发放。我自己开的车里装了二三百份“25条”的刻印本，连续发放了一个星期。
散发材料的过程中，我们被克格勃盯上了。随后，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使馆，称我们几个人干了“与身份不符合的事，继续留在苏联是不适宜的”，是“不受欢迎的人”，要将我们驱逐出境。
在外交上，“不受欢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词汇，但是在国内看来，我和同伴是完成了光荣的使命。经外交部向党中央报告并获同意后，我们在1963年6月底回国。
回来可“受欢迎”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会，《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报道欢迎会的消息，非常荣幸，周恩来总理还接见了我们，那会儿我刚26岁，真是到了人生的一个高潮。周总理表扬我们工作出色，任务完成得好。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几个人的工作去向，我们说服从组织分配。陪同周总理接见我们的是当时负责苏联东欧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周总理说，你不是在驻苏联使馆做迎送工作嘛，就到礼宾司吧，对口。这样，我就到了外交部礼宾司。有人开玩笑说，我这工作是“最高分配”。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其中20多年是在礼宾司。礼宾司是外交部重要的业务部门，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为人的外交礼宾活动服务，二是管理外国驻华使馆的礼宾工作。
第一部分职能，准确地说，只为两位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外交礼仪服务，如他们出访时的总日程、访问名单、欢迎仪式、宴会、会谈等；也负责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时的相应礼宾工作。
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的涉外活动则分别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外事局负责，不属礼宾司职责范围。各部委级领导中，只有外交部长的涉外礼仪由礼宾司负责，其他也都由各自的外事局、外事办等负责。
以两位国家领导人出访为例，要涉及大量的组织工作，礼宾司要汇总所有陪同及随行人员名单，与民航方面确认专机任务，与公安部门确定安保工作，详细写出整个出访的日程，包括每个人的出发时间，乘车时排队的车号，到目的地后住处的房间号……原来每次出访前都有个万能字典样的小册子，代表团人手一册，整个行程中需要不时拿出来看看。当所有日程安排好时，礼宾司司长(有时是副司长)还要带一两个人先去出访国打前站，将访问日常的大概情况发回，电报要抄送人，再将反馈意见集中，在正式出发前发给我驻访问国使馆。这样一来，礼宾司长、副司长就非常忙碌，一年到头要不停地出国。
目前已与中国建交的172个国家中，有160多个在中国设有大使馆，加上联合国系统组织驻京代表处——工作在这里的人们都有外交特权与豁免，这些使馆和机构分布在北京的三个使馆区——建国门外、三里屯、亮马河，外交部礼宾司对它们履行第二部分职能，譬如这些国家的新大使到任递交国书、每个使馆每年举行一次自己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等相关礼仪，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涉及到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事项，如进口烟、酒、汽车等通关免税，事务不少。
针对以上业务，在礼宾司设有出访处、来访处、使团处、大型活动处——主要负责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上的礼仪工作。
礼宾司的业务是从细微环节表现大国的政策，是通过这样一种手段达到为外交工作服务的目的，创造一个软环境，这样的一个过程很重要，有政治考虑也有技术安排，但政治为先——因为两国礼宾方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这很重要。
周总理曾跟我们提过，礼宾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外交政策服务，要我们有政治头脑，通过礼宾活动反映政治，反映政策，反映两国关系。
两国关系的冷热程度首先表现在礼宾安排上。谁去接？谁去送？谁来会谈？中间礼仪都可能也有变化。礼宾是外交工作的寒暑表，关系好了，接待热情点，关系不好，规格上就简单一点，
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总理给了十六个字：“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人。”这都是礼宾经营事物的规模遵循的原则。
尼克松来主要是谈两国关系，那是政治。但接待上要表明立场，不能热不能冷。不能热是因为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能冷是因为这回是尼克松自己要来，包括之前的基辛格秘密访华，都是很不容易的，要有一定的热情，礼仪上要给点“热度”。
欢迎宴会上奏的席间乐是周总理亲自定的三首美国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牧场上的家》、《草场上的火鸡》。《美丽的亚美利加》是尼克松最喜欢的曲子，《牧场上的家》是尼克松家乡得克萨斯的曲子。周总理亲自到人民大会堂听我们的军乐团演奏练习，原因一是歌曲演奏的背景很重要，另一个是尼克松本人音乐造诣很高，必须拿出高水准。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当时我是礼宾司副司长。那是比较微妙的时候，1989年中苏开始恢复两党两国关系，我们要求他们解决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第一，边界陈兵百万，你得撤兵；第二，停止侵略阿富汗；第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行为也得停止。这三条如果苏联有所改进，我们欢迎戈尔巴乔夫，苏联为此也做了不少努力。
礼宾接待过程的拿捏，做了具体指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是世界关注的大事，但是从中苏关系来看，还没有恢复到“结盟”，所以说在礼宾安排上要适度，但是不要过热。他说，我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请外交部礼宾司同对方谈礼宾安排时讲清楚。
这事落到我的身上，我就跟对方外交部打前站的礼宾司长谈。不能直接说，得巧妙点。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这样谈：“我们东方人见到朋友，传统的礼节是不愿意皮肤接触皮肤的，握手是西方人的习惯，我们觉得这种方式能接受，但拥抱的习惯我们还没有。”
我跟对方说：“这是中方关于两人见面一刹那的安排，很重要，这是我们中方的正式意见，希望转达给戈尔巴乔夫本人。”
对方说：“我明白你建议‘不拥抱’的意思。”两人哈哈一笑。会见前我又提醒了对方礼宾司长一次，该握手时不要拥抱。见面时我们紧紧跟在戈尔巴乔夫后面，心里想，千万别拥抱，别拥抱。这时，我们都是导演。
戈尔巴乔夫见到时很热情，但没有拥抱，可是握手的时间非常长，身旁有工作人员看表，记下时间长达35秒。说，我等了你三年，终于等到了，今天在这里见到了你。
这次会见定下八字方针：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开始新的一页。算了一个领土账，一个意识形态账。他说，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是受侵略的屈辱史，沙俄占的利益最大，德国日本都比不了。你们沙俄是得利最多的，东北和新疆那么大面积的土地，你们欠了我们一笔领土债。第二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都没固定模式，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我们讲的都是空话，没有具体的东西，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也不清楚。该讲的讲了，两个大国不能不友好，不能天天打架。
会谈中，戈尔巴乔夫频频点头同意，他说，您对中苏关系了如指掌，我很受教育。然后就吃饭。饭后与下一场活动之间空余一个多小时，戈尔巴乔夫通过他们的礼宾司长，找我陪同他在钓鱼台散步。他对我说：“是我的师长，是我的长辈和老师，我在听一个长辈和老师讲中苏关系的情况，我受益匪浅。”
在礼宾活动中，文化是很重要的联络感情方式。国家领导人出访或接待来访时，常常会交换礼物。“国礼”不一定都很贵重，但通常都是有纪念意义的、有文化内涵的物品。今年12月初英国首相卡梅伦来访，送给国家主席、总理及夫人的礼物，如球衣、手套、网球拍、书籍，都有鲜明的文化特色。
过去外宾来访，我们都会准备一场文艺晚会，表演中国歌舞，还让演员学习一些对方国家的歌曲舞蹈。东方歌舞团(现名“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团”)就为了进行文化外交，由周恩来、陈毅倡导成立的。因为主要面向亚非拉国家，就让演员学习亚非拉歌舞，派演员到那些国家学习。
那时周恩来总理出去访问会带东方歌舞团，外国领导人来访问时也安排晚会，安排这些国家的节目。那时朱明瑛画上油彩装扮黑人演出，非常受非洲友人欢迎。
传统上，凡是来访的总统、总理，我们的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要举行欢迎宴会，由中国人民军乐团演奏席间乐，十二三首曲子中必须有来访者国家的三四首民间歌曲，这也是中国宴会的特色，我们花很大精力来做这项工作。
哪个国家的总统来访问，我们就搜集哪个国家的民间歌曲，还要重新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非洲国家送来的曲子，我们想五线谱，但对方只有录音带。拿来之后要一遍遍放，我们的军乐团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抠出来编曲，配乐，这是很难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访时，一奏起这样的曲子，他们特别高兴。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在欢迎仪式上听到军乐团演奏自己的国歌非常惊讶，因为他们没这样好的管乐团，就指示他们的礼宾司长，要来录音磁带带回国，以后庆典时就可以播放了。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包装形象的服装也能反映一个国家在外交上的文化：欢迎宴会会明确要求穿正装或礼服出席，外交使节在递交国书时，会穿自己的“国服”——如中东国家的大使会穿长袍、戴头巾，早年我国驻外大使在向驻在国递交国书时都是穿中山装，这是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因为中山装可以一下子将我们跟日本人区别开来，后来才渐渐演变成穿深色西装递交国书。我们在驻外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时候，男士都穿中山装，女性则穿旗袍。
2001年上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国元首在照“全家福”时穿的唐装，就很能体现我们的民族特色。
往届APEC峰会的“全家福”合照，常常会出现主办国的民族服装，如菲律宾的“巴隆”、智利的“查曼多”、印尼的纱笼等。明年，第二十一次APEC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不知道是否会延续这一传统，或许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中山装、旗袍或者在此基础上改良的民族服装。
很多人问过我，礼宾司有没有为国家领导人和夫人设计形象的部门，答案是：礼宾司没有负责这类事务的部门，国家领导人和夫人出访或接待来访时的服装都是个人选择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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