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兼跨农耕草原复合型的建构，为前期的唐朝与周边远域诸政权产生关联提供了充足条件。这套以唐为中心的跨国邦交网络被冠以“朝贡制度（体系）”，意在表明宗藩关系的差序有别，其背后展现的则是中原天下观支配下的礼法规范的制度建设性意愿。
如果说618年（武德元年）唐朝立国就给人一股崛起的雄强力量的线年（贞观四年）征服草原最大对手东突厥之后的唐朝，就以太宗李世民集“皇帝”与“天可汗”为一身之称号，标志着统辖中原农耕与草原游牧的多元复合型王朝于世界东方伫立之形象的确立。①这固然是秦汉基础之上王朝的进一步整合，但它向周边开拓引生中原与域外交流网络中“邦交关系”之扩大，则成为唐朝盛世场面的一个突出标识，亦是我们关注唐朝的一个焦点。
按照《唐六典》这部行政法典权威的记载，唐朝的鸿胪寺具有“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②的职能，它是负责朝廷与其他政权交往的一个专门机构，重在安排来访国王与使者在长安城的相关事宜。这方面的文献史料向来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过对公众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那些具有着强烈视觉效果的雕刻壁画，譬如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步辇图》、高宗武则天乾陵诸蕃长的朝拜雕像群和章怀太子墓道壁画出现的使者图就是这里面的典型。
乾陵的60余座外臣朝拜的场景以其震撼的视觉最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外臣的身份和排列目的曾一度成为人类谈论的焦点。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搞清了其中近40位石像的文字③，经今人辨认，多系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周边属部之头人，个别为昭武九姓、波斯等远域之使者。不管具体的目标如何，出自什么程序，单就如此排列，唐朝与周边外族乃至外国之间的宗主——藩属这种“差序”关系的确立，成为所有动机背后最突出者，当无疑义。
与此对照的章怀太子墓道东西两侧的《客使图》，它同是唐朝与其他部族和政权之邦交礼仪的写照，但因少有文字描述，就像乾陵石人雕像那样充满了晦暗不明的变数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猜测。时至今日，《客使图》在持续的追索中，长安官员引领蕃酋、使节通过外交礼仪达到双方会面目的而渲染唐朝宏大气象的描述，似乎更能契合那个时代特定的境况。这就如同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④规范的那般，皇帝以接见各地和远域诸邦的国王、使者仪式，将唐朝与这些政治势力乃至国家政权调整至主辅有别之轨道，当为礼仪宣达的中心意涵。这些仪式举行的场所，多在长安宫城之内的太极殿与正南承天门之间，抑或大明宫的含元殿等处，这同样成为皇帝与百官、外国使者庆贺新年乃至宴请蕃国要人的场所；⑤其规模之盛大、仪典之考究、主辅位置之分明，无不展现出君主地位之尊崇和唐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之典范。
上面的案例固然是唐朝邦交礼仪的写照，但它的选取并非刻意为之。就唐朝这类仪轨的展现而言，文本文献尤其官方的记载无疑最有说服力，但石刻雕像和墓道壁画形象的直观和生动，更予人以感官印记。两个案例都与君主陵寝及其陪葬紧密关联，或者本身就是这里面的组成，这实乃由陵寝作为王朝法统的象征所决定。陵寝是君主生前的死后回照，它通过建筑者的再塑造以表达君主统辖的正当性，作为皇权内外伸张的蕃王使者朝拜所映照的唐与域外之关联的象征，它同样是现实场景的再现，只不过充满了塑造者的主观想象和设计而已。
藩属酋长这些域外政权的头领或依附于唐朝的外族军政官员，出于“礼”的规约，以朝奉表达的形式或死后陪奉陵寝周围的行为来践行唐朝的礼仪。因它涉及邦交礼仪规则，由“涉外”的尚书省鸿胪寺专职承办，这已如上文所述。然而对这套礼仪进行规范的，则来自同省礼部的主客郎中，它以负责“诸蕃朝聘之事”而著称。⑥这两个机构的职能当以礼部出政令、鸿胪寺具体负责而表现；这套仪轨的施行，则有赖朝廷制度性建构的礼法规范，正是通过这种建构，王朝的法统地位得以确立并获得周边外围的承认。作为王朝与周边外界沟通手段的五礼之一的宾礼，它强调“重宾主之仪”⑦，刻画出唐朝在那个世界中占有的支配地位。这在艾兹赫德将唐置诸印度世界、世界、拜占庭帝国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对比中有鲜明的反映。⑧由此可见，宾礼的本质就在于如何调整唐朝与其他势力、其他政权的关系。与“内政”对照，它关注的是“外交”，那么，它的“外交”有什么特点呢？
费正清将这套“外交”描述为“朝贡制度”（或“朝贡体系”），它的基本特质是：以皇帝为中心，通过施加管理于周边各地，形成一套上统下属的非均衡组织体系，又以儒家文明论作为意识形态，将中国与周边抟合成为一体。⑨与此前后，以西嶋定生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册封体制”，强调的也是以中国为中心建构的东亚关系之差序格局。⑩国内外学界多就此研讨且众说纷纭，但这套“中心——四方”差序不等的儒家伦常支配的跨王朝体系则为大家所公认。与此对应，我们正真看到，近代以前人类社会既有草原游牧政权的相互兼并、印度世界的邦国林立、中西亚诸国的争衡与彼此替代，又有东罗马帝国的盘桓沿承，或者拉丁欧洲的封建诸侯，这些地区的大小政权分立于草原绿洲乃至平原谷地，更多以自身能量的扩展为依托，像唐朝构建中心外围那种朝贡标识的权力网络，实不多见。这促使我们不得已进一步追问：何以唐朝有如此“外交”体系并伫立欧亚大陆的东缘？
国家“外交”和“内政”之分工，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界定，但有别于当今民族——国家范式的古典唐朝，二者之间的界限却远非那么分明，这乃基于王朝国家的基本属性。
唐朝的建立，如同陈寅恪先生分析的那样，是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政治势力通过兼并和收降诸路反隋力量而达成。它从关中出发，占据山东（函谷关迤东）、控制江淮，进而构筑农耕核心腹地的王朝格局；又在太宗、高宗主掌下将大漠草原、东北边外和西域腹地那些非农耕地区的人群连带其活动地域予以囊括，进而形塑了兼跨长城南北的复合型王朝构架。这种从内向外呈同心圆式的开拓，一旦超越传统的农耕之地，唐朝面临的就是突厥、铁勒、吐蕃、契丹或者西域诸国这些非汉系的人群及其政治势力。唐朝与他们结成何种关系、采取什么措施予以应对？这既是自身的考量，也涉及到双方或多方的互动和博弈。武力征战式的军队开拓固然不可或缺，但紧随其后的行政建构，要么以正州正县的开局将其等同内地，要么以羁縻府州的设置表明唐朝主权的落居而治理的权宜考量。外交关系正是伴以这套措置处理周边和外围的另行方式，如费正清所言“对外关系仅仅是中国内政的外延” ，这的确道出了唐朝“外交”的本质所在。何以如此呢？
正如上文所谈，唐朝与周边域外势力的关系之所以被置于“宾礼”范畴，意味着“外交”礼仪乃系国家制度性建构所属。决定这套制度规范的是唐朝的国家结构，也就是内外复合型的兼跨体系。唐朝为何需要有如此跨越式的建构？这与统治集团的胡汉兼容与多元吸纳的新近传统密切关联，但本质上则是西周浮现、秦汉扩展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念的践行，并以九州、四海、天下观支配下从中心拓向四方的“五服”而展现。通过军队开拔、行政建置与儒家意识的渲染，将唐朝塑造成为超越式的胡汉兼纳的巨型国家。这种国家观的理念与文明观合二而一，将中原视作文明之渊薮，由此推衍周边呈现的中华文化的辐射，就是“教化”天下的经营过程；“教化”的对象当然就是那些缺少儒家文化熏陶的人群及其活动的地域。如此，“天下观”主导的“礼仪规范”就成为中原文明推进的重要方式和渠道，这就是唐朝“外交”礼仪标识下宗藩关系之上下尊卑、长幼有别差序体系建构的合法性依凭。
作为国家政权支配下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只有数千年的历程，但它释放出的能量和具有的意涵却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因自然环境和人群集结诸多因素的差异，步入国家形态之后的人类活动，与所在的政治体结合呈现出适应本地环境而与其他同类团体迥然有别的诸多特质。如同人们讨论王朝时代欧洲散碎式的地理遍布着王国、公国或诸侯的分异那样，东方的中国在秦汉一统化基础上构筑的大型王朝则成为政治家们的追求，这同样与欧亚大陆东缘黄河、长江广布其间适合耕作且交通便利的地理条件关联密切。缺少阻隔的空间布展为大型王朝在亚洲东部提供的条件，使立基于此的夏商周之延续的权力建构，催生出了秦汉的一统化王朝，又促使秉承传统的唐朝进入到同时代国家建构的高峰。这种由内而外、中心向四方拓展的道路，为它与周边远域发生关联创造了独特条件，伴随内政治理的“外交”成为唐朝联系外部世界的手段，就势所必然了；而依托礼仪规范“教化”的天下观一旦施诸内政衍化的“外交”，纳“野蛮”为“文明”的“蛮夷”中国化进程，就成为王朝的“分内之责”。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唐朝“外交”之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且冠以“朝贡制度（或体系）”的本真所在。
②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8《鸿胪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5页。
③[宋]宋敏求、[元]李好文著，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47-50页。
④《书》卷16《礼乐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1页。
⑤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34-49页。
⑥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页。
⑦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74《礼典·沿革·宾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15页。
⑧李鸿宾：《全球视野中的唐朝崛起——S.A.M.艾兹赫德〈唐朝中国：世界历史中的东方崛起〉伸议》，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36-246页。
⑨[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⑩[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415-468页。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49页。
李鸿宾：《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第63-76页。
[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李鸿宾：《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兼论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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